(资料图)
诸葛亮27岁出山，先事刘备，后事刘禅，先取荆州为家，后取两川为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直至死于五丈原的军营之中，真如他的“后出师表”中所讲得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且说孔明第六次兵出祁山，司马懿还是以逸待劳，闭门不出。孔明为激魏兵出战，他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妇人衣服，并附一封书信，大意是司马仲达既然作为大将，统领中原之兵，却藏于巢穴之中，躲避刀枪，哪有男子气概，和妇人一样。
司马懿读罢信，心中大怒，但表面上却笑着说，孔明把我看成妇人了。并款待来使，还打听孔明的生活情况。使者回答，孔明睡觉很少，饭吃得也不多，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他都要亲自处理。司马懿听后对身旁的众将说：“诸葛亮食少事烦，是活不长久的”。这更坚定了司马懿以柔克刚、拖垮孔明的决心，蜀魏双方继续相持，恰在此时，费祎又来报知与东吴共图中原的计划失败了，东吴的人马被曹魏击败。魏国更无后顾之忧，孔明听此消息，长叹一声昏倒在地，自此染病，无力回天，星陨五丈原。
毫无疑问，蜀魏此番交手，对于孔明来说，利在速战，但司马懿利在缓守，双方不仅是军事斗力，还有心理斗智。孔明六出祁山，虽然每次都志在必得，但却大都未获大功。在这次的双方相持当中，孔明就显得急躁不安；相反，司马懿倒是稳如泰山，异常冷静。诸葛亮以激将法引诱司马懿出战，更显得情绪急躁，难以施行正确的运筹。这说明，凡事不能过于性急，越是困难，就越需要冷静、等待，在相持中寻求机会，急躁情绪只会带来失策，甚至会断送大有希望的事业。历史上的这类各种事例极多，专利领域亦不例外。
以无线电的发展为例，就曾有过多次成功和失败，甚至还发生过悲剧性的事件。爱德温·H·阿姆斯特朗就是这样的人物，如同诸葛亮，他在无线电方面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更为此做出过英雄般的奋争。他早年就自己的发明出售专利权和专利许可证，使他成为众所周知无可争议的发明家。1933年，他获得了有关频率调制的发明专利权。这种频率调制的广播方式终于解决了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电和噪音问题。诸葛亮在隆中十年躬耕，终于身怀绝技，天下扬名。借助广播电台广播音乐会的音乐，阿姆斯特朗将调频广播的优点展示得淋漓尽致，但与此同时，他同工业巨头们的激烈战斗也打响了。诸葛亮兵出祁山，同曹兵开战了。
各家公司出于自身的利益都不愿采用阿姆斯特朗的调频新技术，因为他们已经在老的方法——调幅技术上投资不少。然而，客观规律是毫不留情的，调频电台历经周折，终于被普及应用，但阿姆斯特朗为此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工业巨头们的争斗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事实到底证明了阿姆斯特朗方法的先进性。司马懿终究敌不过诸葛亮，但孔明也付出了代价。
一般来说，新事物代替旧事物，都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渐缩短。发明成果的应用最说明问题，电视从1922年发明到1934年应用，用了12年的时间；半导体用了5年；激光器在1960年问世，当年就投入使用……
阿姆斯特朗急于将自己的发明成果应用于社会当中，并为此付诸艰苦的努力，还进行了多次的争斗，但自己本身的归宿却很悲惨。1954年，阿姆斯特朗在同美国无线电公司就他的专利权进行了最后一场精疲力竭的战斗之后，他自杀身死。真可谓“报国还须忠义心，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归天的诗曰）。
虽然诸葛亮和阿姆斯特朗平生致力于的对象不同，但由于客观因素和主观作法，结局却是一样的，如果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时更冷静一些，阿姆斯特朗能看得更长远些，决不自杀而坚持斗争，历史可能有新的写法，我们后人又应从中得到些什么呢?
（马秀山：《说三国谋略话专利经营》专利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